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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书:体制迷墙 - 第12节:拨给大学经费  [ 返回目录页 ]
  作者补记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只产生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任期最长的达40年,任期最短的也有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他们出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杨德广大学必须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学校应该是学术性组织。但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 等级观念 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尤其是大学,长期处在政治化的大环境中,行政化的小环境中,导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学术批判和学术精神,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机构变成了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学校 校长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依附性,大学必须附属和服从于政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 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 科长,到院长 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种氛围,很难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 行政长官。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的学校制度,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革大学拨款制度,要建立规范 科学的拨款体系,政府不宜在拨款过程中介入过多,权钱结合是腐败的温床,而应该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典型的表现是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明确定级为“副部长级”(我国的副部长级大学日益增多,截至本书出版时的名单如下: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 山东大学 兰州大学。),这明显强化了学校领导的官员意识,同时副部长级高校 正局级高校 副局级高校的级别定位,让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另外,大学对政府的服从,往往表现为对某个人的服务,甚至讨好。哈佛大学可以拒绝时任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誉博士的想法,而我们的大学,非但没有哪个领导 哪个教授敢站出来反对,相反,还会主动建议,主动策划,用教授 博士等资源去攀附关系。在我们这里,正直的反对之声有时甚至可能招来一场祸害,丢官事小,停职事大,连混口饭吃都可能有困难;附和的公关策划,会被认为聪明 能干 有创意,平步青云那是自然的。尽管都知道,我们要为政治文明服务,要为政治科学服务,而不是为哪一句话 哪一个人服务。

  熊丙奇具体怎样执行?

  杨德广我赞同按生均原则进行拨款,首先要确定每个学生拨款的基数,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家对学校的不同发展定位,乘一定的系数。这种拨款方式,比较公开,可以确保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目前,我国很多学校,政府的投资只能满足职工发工资,这种教育投资,势必逼迫一些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鼓励一些教师把精力放在兼职赚钱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很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民办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学生收费,国家一分钱也不投入,而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政府投资经费达到办学总经费的20%,学生收费最多占办学总经费的一半。

  作者补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8月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朱剑红,《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乱收费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费制”,比如设立举报电话,还比如进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来整治教育乱收费,似乎收效甚微。“一费制”走了调,举报变成了形式,治理成为一阵风。(《教育乱收费何以在禁区边缘大行其道》,熊丙奇,《文汇报》,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高达90.6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6%。审计署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查出,12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虚报多领预算资金多达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10.75亿元;14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9.35亿元;19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 “小金库”共3.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而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据审计,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4.5亿元时直接预留74.8亿元。在审批下达的229.7亿元中,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未达到要求。审计署抽查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3年至2004年下达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发现9
省124个项目存在以多种名义重复申报,或多报建设规模等现象,以此获取中央补助资金13.2亿元。(《年底才下达当年计划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批评》,CCTV经济信息联播,2005年6月28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分析》,沈百福 王红,《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9月。),而我们的中央部委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到90.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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