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精神的高扬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唐代的韩愈首倡“文以贯道”的思想，但这种观念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重视。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反复地进行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例如柳开、石介等人的观点矫激偏颇，而欧阳修的观点则平正通达，但在总体倾向上，都对“文以贯道”的思想表示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更浓厚的理论兴趣，周敦颐率先提出“文所以载道”（《周子通书·文辞》）新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文以载道”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例如苏轼的蜀学被程、朱视为异端，但苏轼的文道观实质上与“文以载道”相当接近，只是他所认可的“道”内容比较宽泛而已。
“文以载道”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即使那些单纯的抒情作品，无论所抒之情是喜、乐还是怒、哀，其中必然包含着某种思想倾向，诸如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乃至对山水花卉的欣赏；或是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悲惨生活的哀怨，乃至对毒蛇害虫的嫌恶，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包蕴着某种思想意识。“道”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如果没有“载道”目的，“文”的意义何在?“道”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才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丰富的意义以及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至于那些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或是诲淫诲盗的污秽之作，显然并不是真正的“文”。
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虽然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在宋代诗坛的普遍程度却是超过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摘编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