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谈语文》_现代文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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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的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所以说文艺有社会性。我们虽看重文艺的社会性，却与一般从社会学观点谈文艺者所主张的不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中的种种社会势力对于文艺倾向有决定性作用；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虽可成为文艺风气转变的助因，而它的主因仍在作者对于读者的顾虑。各时代、各派别的文艺风气不同，因为读者的文化程度和审美趣味不同。汉人的典丽的词赋，六朝人的清新的骈俪文，唐宋人的平正通达的古文，多少都因为当时读者特别爱好那种味道，才特别发达。中国古代文艺欣赏者首先是作者的朋友和同行的文人，所以唱和的风气特盛，而文艺作品一向是用来给别人欣赏的，味道有特别的偏好。在西方，有爱听英雄故事的群众才有荷马史诗和中世纪传奇，有喜欢看戏的群众才有希腊悲剧和伊丽莎白后朝的戏剧。近代人喜欢看小说消遣，所以小说最盛行，这些都是很粗浅的事例，如果细加分析，文学史上体裁与风格的演变，都可以证明作者时时在迁就读者。

　　一个作者需要读者，就不能不看重读者；但是如果完全让读者牵着鼻子走，作者在艺术上也决不能有伟大的成就。就一般情形说，读者与作者比，文化程度较低，审美趣味较劣，也较富于守旧性。因此，作者常不免处在两难境遇：如果一味迎合读者，揣摩风气，他的艺术就难超过当时已达到的水准；如果一味立异为高，孤高自赏，他的艺术至少在当时找不到读者。在历史上，作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因袭者，守成者；一是反抗者，创新者。不过这只是就粗浅的迹象而言，如果看得精细一点，文学史上因袭和反抗两种势力并非绝不相谋。纯粹的因袭者决不能成为艺术家，真正艺术家也绝不能只反抗而不因袭。所以聪明的艺术家在应因袭时因袭，在应反抗时反抗。他接受群众，群众才接受他；但是他也要高出群众，群众才受到他的启迪。这话看来像圆滑骑墙，但是你想一想曹植、陶潜、阮籍、杜甫、韩愈、苏轼、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哪一个大家不是如此？

　　一般人都以为文艺风气全是由少数革命作家形成的。我对此颇表怀疑。从文艺史看，一种新兴作风在社会上能与势力，固然因为有大胆的作者，但主要是因为有同情的读者。唐代诗人如卢仝、李贺未尝不独树一帜，他们却未能形成风气。一种新风气的形成，表示作者的需要，也表示读者的需要；作者非此不揣摩，读者非此不爱好，于是相习成风，弥漫一时。等到相当时期以后，这种固定的作风由僵化而腐朽，读者看腻了，作者也须另辟途径。文艺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是一样的，只有领袖而无群众，决不能成功。作者与读者携手，一种风气才能养成，才能因袭；作者与读者携手，一种风气也才能破坏，才能转变。作者水准高，可以把读者的水准提高，这道理是人人承认的；读者的水准高，也可以把作者的水准提高，这道理也许不那么浅显，却是同样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