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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 - 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 返回目录页 ]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祖国 害怕客死异地 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计,他们中有3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心肠 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 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子 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 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 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 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托洛茨基最贴身 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信用的密码 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 战术的 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 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 月27日,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 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 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 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 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 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地的领导人, 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 为希特勒和佛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前来西班牙,是为了加人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们的想法甚远。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欧洲左翼”人士也都这样错误地认为,佛朗哥的起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阴谋,所以,他们支援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对国际法西斯的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这种“最伟大”的情感。比如诗人Y·X·奥登就曾写道:
  你有何明见?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将照办。
  我要是同意,或许,就意味着签定了一份自我的协议,
  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
  我就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
  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 利用了这一情感:“将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不仅是西班牙内部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事业。”然而,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渗透。
  在巴黎国际纵队志愿人员征募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便衣们仔细地盘问着那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议他们一到西班牙就留下护照。此后,这些护照便通过外交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 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 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 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 英国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 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然而,大部分“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1937年春,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消息,显然,是从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来的,说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掉此人。领头的是国外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 壮实,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对蛤螟眼。7 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览会”上见面。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
  “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 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 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 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 月22日,米勒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 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 月13日,克勒门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踪了。大约两周后,托洛茨基收到从纽约来的似乎是克勒门特写的信,信里指责他和希特勒相勾结,并罗列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法国的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对这封信太在意(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认为,这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伪件,或是克勒门特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大概是想让克勒门特在进行这样无端的“揭露”之后就消声匿迹。然而他们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纳河畔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两个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认出这是克勒门特。
  第四国际实际上成了一个死胎。成立“大会”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个法国托洛茨基分子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家中开幕的。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分别代表了十一个国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组。“俄国支部”的代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埃季延。因为真正的成员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杀害。参加会议的还有拉蒙·梅尔卡特(也就是扎克·莫尔纳尔,也叫弗兰克·杰克逊),此人是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 翻译西尔维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来梅尔卡特国刺杀了托洛茨基而扬名。
  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伊萨克·多依彻很公正地讲过,重建的“国际”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虚设物,它对日益减少的 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影响甚微。托洛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绝状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明天的任务很不相称”,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并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第四国际的纲领会赢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能够翻天覆地”。大概,唯—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国务活动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往其驻外机构 以及共产国际发给各成员党派的信中。就常对他们清除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性不高表示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记得一封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怒气冲冲的电报,这也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贵国对反对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令人无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阴谋家的头脑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至于希特勒,斯大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还看到有缔结条约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则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1938年3 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 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着夫的第一副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在整个大清洗时期,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开承担责任。撤掉叶若夫,斯大林可以将叶着夫作为这种被称为“叶若夫恐怖”的 且可公开的无度行为的替罪羊。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作为一个“本领超人 见风使舵的现代宫庭近臣 具有东方人狡诈 阿换和虚伪”的化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贝利亚还是一个极端无耻的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经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大多是些中学生)为他送去。他们对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贝利亚时期的清洗 开始时带有选择性,但是对托洛茨基的追捕却仍在全力进行着。生活在墨西哥的现实中的托洛茨基,已越来越不像那个神话中的 不断折磨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 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两万名共产党员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托洛茨基滚出去!”的口号。而此时,据托洛茨基身边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过三十人,而且他们还被分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不过,尽管互相敌视,他们还是轮流保卫着托洛茨基在考约阿康的住宅(考约阿康:墨西哥城郊区地名,此时已成为市区)。克格勃至今还将刺杀托洛茨基看成是曾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可以看到谋杀者培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的肖像和对他的赞辞。艾廷根参预“暗杀活动”是从1929年铲除布柳姆金开始的。艾廷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为数不多的经受清洗而幸免于难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个同事记得他长得很健壮,秃顶,额头扁平,有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 他曾化名科托夫将军参加过西班牙的国内战争,为国际纵队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出谋划策。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巴塞罗纳的女共产党人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德里·里奥,并将她本人连同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特,即后来杀害托洛茨基的直接凶手,一起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1937年,罗西杀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发现的托洛茨基别墅的平面图说明,托洛茨基刚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1948年,后来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尔。波得罗夫有机会看到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这是一个有四 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托洛茨基夫妇 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基周围活动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的数量也不相同,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彼得罗夫看了档案之后,记得第一个间谍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她还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时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边最有影响的间谍还是拉蒙·梅尔卡特。
  梅尔卡特是受过精心训练的。被捕后,尽管对其进行了几个月紧张的审讯,但他对自己的情况总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对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个绝顶聪明 受过体能训练 很善于演戏的人。他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西尔维亚·阿格洛芙承认,直到他杀害托洛茨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梅尔卡特对她的爱。长期的心理测试表明,梅尔卡特反应能力极快,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领会并记住各种复杂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 分40秒内,摸黑分解并组装毛瑟枪。
  1939年9 月,梅尔卡特在纽约搭上了一个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未来的情妇西尔维亚·阿格洛芙。他是持着从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那里弄来的名为弗兰克·杰克逊的加拿大护照来到美国的。在纽约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负责人盖克·奥瓦基米扬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杀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梅尔卡特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城,打的旗号是从事进出口工作。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关系。1940年1 月,西尔维亚·阿格洛芙经不住梅尔卡特的多次劝说,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处与其同居。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联系上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艾廷根所指望的),并在两个月内履行了他的女秘书的职责。梅尔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到托洛茨基的别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时候,梅尔卡特从没有试过潜进别墅去,但他已经和卫兵们混熟了,还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学生艾尔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的信任。1940年3 月,阿格洛芙回纽约后不久,罗斯默便第一次将梅尔卡特请进了别墅。
  在此阶段,梅尔卡特主要充当的不是凶手,而是潜入间谍。这时的别墅严然成了一座堡垒,有铁栅栏和电网围着,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一架着机枪,还有十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当非正式哨兵在保卫着别墅。梅尔卡特的主要任务,是取得策划武装袭击而必须的有关别墅及其居住者和卫兵的材料。袭击的领导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产党人 艺术家达维德·阿利法罗·西凯罗斯,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5 月23日晨四点左右,二十多个身着警服和军服的人在西凯罗斯的率领下用机枪将别墅的卧室狂扫一番,打得卫兵们惊奇不已 措手不及。而后,西凯罗斯做了一派胡言的声明,说袭击的目的不是想刺杀托洛茨基,而是对其逗留墨西哥进行积极有效的抗议。保释之后,西凯罗斯在智利的一个共产党人 诗人帕布洛·涅鲁兹的帮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袭击发生五天后,梅尔卡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出于友好,他送给托洛茨基的孙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飞。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十次来到别墅 每次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时也带一些小礼物来。他只见过托洛茨基两 三次。很可能,他还去了纽约两次,去和奥瓦基米扬见面讨论完成刺杀准备工作的事宜。8 月20日,梅尔卡特带着自己的一篇文章来到别墅,因为托洛茨基答应过给文章做评述。他随身还带着把匕首,缝在外套衬里里面;一个衣袋里装着把手枪,另一个衣袋里放着登山运动员用的冰镐。他后来用的凶器便是冰镐。梅尔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 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表说: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
  “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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