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即位，检校吏部侍郎。其年，迁大理卿。高宗尝问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诏称旨。帝喜曰：“朕昔在东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职，以畴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高宗又尝亲录死囚，前卿所断者号叫称冤，临所入者独无言。帝怪问状，囚曰：“罪实自犯，唐卿所断，既非冤滥，所以绝意耳。”帝叹息良久曰：“为狱者不当如此耶！”
永 徽 元 年 为 御 史 大 夫 明 年 华 州 刺 史 萧 龄 之 以 前 任 广 州 都 督 赃 事 发 制 付 群 官 集 议 及 议 奏 帝 怒 令 于 朝 堂 处 置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赏刑，古先圣王，惟刑是恤。天下太平，应用尧、舜之典。比来有司多行重法，叙勋必须刻削，论罪务从重科。非是憎恶前人，止欲自为身计。以龄之受委大藩，赃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详议，终须近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高宗从其奏，龄之竟得流于岭外。显庆四年，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
（《旧唐书·唐临传》）
参考译文
唐临，是京都长安人，武德年初，外任万泉县丞。县里有十多个轻罪的犯人，正赶上春末适时降雨，唐临禀告县令，请求放出这些囚犯（归家抢种），县令不允许。唐临说：“明公如有所疑虑，我请求独自承担罪责。”县令于是请唐临暂时代理县令一职，唐临召集这些囚犯并放他们归家耕种，并和他们约定，命令他们按时返回监狱。囚犯们都很感激唐临的恩惠和宽大，到了约定的时间全都回狱，唐临因此而知名。多次转任黄门侍郎，唐临家不富裕但他清心寡欲，既不大兴土木建宅第，服装和起用也都简单朴素，待人接物非常宽厚。曾经要去吊丧，叫家僮归家取白衫，家僮误将其他衣服拿来，害怕而不敢送上。唐临察觉，派人叫来家僮对他说：“今天天气反常，不适合哀哭，先前让你取的白衫，现在暂时不用拿了。”又曾经让人煮药而那人没按煮药程序煎（出了错），他暗中知道原委，对煮药人说：“天气阴暗不宜服药，应该马上倒掉。”最终没有对外宣称煮药者的过失，其性情宽恕达到了如此的地步。
高宗登帝位，唐临被任命检校吏部侍郎。这一年，他又升迁大理卿。高宗曾问在狱的囚犯数目，唐临答复时符合旨意，高宗很高兴，对他说：“朕过去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卿就侍奉我，现在朕继承帝位，卿又在我身边任官职，因为过去我就很信任你，所以才授给你这一重任。然而治国的关键，在于刑法，刑法过于严酷则百姓受到残害，刑法过于宽松就容易控制不住犯罪，务必要宽严适中，符合朕的心意。”高宗曾经亲自复查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前任大理卿裁断的犯人有叫冤的，唯独唐临负责断的案无人叫冤。高宗感到奇怪就问囚犯是什么原故，囚犯说：“自己确实犯了罪，唐临的裁断，并不冤枉滥用刑，所以断绝了喊冤的念头。”高宗叹息良久说：“治理狱案的人不应该如此吗！”
永徽元年，唐临为御史大夫。第二年，华州刺史萧龄之因先前任广州都督时的贪赃之事被揭发，高宗命令交付群官共同议罪。等将议定结果上奏，高宗很生气，命令当即在朝堂上处死萧龄之。唐临上奏道：臣知道国家大典，在于赏罚上，古代的圣王，以怜悯之心对待刑罚。天下太平，应当用尧、舜的法典。近来有关部门多推行严酷之法，按功行赏升职很是刻薄,定罪又务求重判。他们不是憎恨前人，只是想为自身打算。因为萧龄之受任大州，贪赃之罪声名狼藉，根据所犯罪行，死有余辜。然而既然要群臣详议其罪，终要依法处理。今既然已同意议法，却仍旧施加重刑，这是与尧、舜的主张相违背的，不可以为万代的法则。高宗听从他的意见，萧龄之最终得以流放岭外。显庆四年，唐临因事获罪贬为潮州刺史。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