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斌《诗意、理性、俚趣：宋代民俗文化的审美特质》_现代文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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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的后期代表，在审美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一个反弹式的小高峰。宋代民俗文化审美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人为核心，注重个体内在心灵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侧重对人生存在意义、人生境界和人生价值等方面的诗意思考串追问。宋代延续了五代十国呵战乱，自开国以来国家虽得以生平安宁，但依旧内忧外患额仍，社会矛盾冲突尖锐，统治阶级权且力求自保。宋代繁荣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发展表象下，隐藏着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同时科举制度规模在宋代得以扩大扩张，统治阶级重视文人，形成了重文抑武的局面。相比于唐王朝的鼎盛繁荣和武力强盛，宋代的经济与军事表现出明显的落后与软弱，客观的社会现实和对国笨、社会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带给宋人巨大的心理落差，宋人普遍存在一种对文化、社会淡漠隐忧的精神氛围，不满于社会现实的宋人往往选择以诗性隐逸的方式应对。因此，诗意以隐逸安闲、诗性栖居的表现形式成为构成宋代审美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关键内容，也无形中成为宋代审美民俗文化的主流审美特质之一。

宋人在白居易提出的“中隐”基础上，考量现实，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对宋初“中隐”型仕隐文化进行有效的改造，由此他们在隐逸中畅享自由，诗意地栖居在理想境界，这一切从根本上给以人生哲学为核心的宋代美学带来了巨大变革。

宋代诗人的隐逸审美观念亦有不同的形式，但出发点和目的却殊途同归。根据隐逸的真实原则，可将其划分为两类，即“根据正义原则的隐选和根据自由原则的隐选”。根据正义原则隐逸的先导便是孔子提出的“无道则隐”，在孔子看来，士人隐逸的原因在于自己生活的国家“无道”，而且表明了士人选择隐选的最佳时机。其实，孔子一向主张文人入仕，以有机会影响统治阶级采施展士人的理想抱负，即唯此才能更好地宣扬和普及“道”与“仁”，施惠于老百姓，实现士人理想与天下和谐的统一。另一方面，孔子又认为士人不该为外物所累，士人要相时而动，选择明君法国侍奉，故而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处在无道的国家，士人就该隐逸起来以明哲保身。

另一种隐逸是根据自由原则的隐逸，其典范的确立来源于庄子。庄子提倡的隐逸的核心是“自由”“无为”，诚如其言“无为国有者所羁”的自由原则。同样庄子极力倡导一种“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的精神，依据这一原则，士人应该在污浊之世保持自身的清洁，做到超然物外，努力达到身心自由的境界，即获得生存生活自由与精神自由的高度平衡。此类士人隐逸的形式在宋代很是普遍，宋人在宋初精神理想受挫，加之对社会现实失望带来的精神落寞，因而选择于乱世之中取乐快意。庄子提出的以自由为原则的隐逸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及至宋代阶层而言，宋人的“中隐”不仅与时代社会背景相连，更重要的是士人群体通过“中隐”能诗意地栖居着。由此，道家的隐逸思想在宋代得到最大化的普及和广泛认可。